“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必须是“骨干、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这一高“门槛”，让杭州、温州从事担保、典当为主的民间金融机构面临集体缺阵“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尴尬。“门槛”如此之高，“小额贷款公司”能否达到收编民间资金、规范民间借贷的初衷

从欣喜到沮丧，仅仅一纸之隔。

2008年7月14日，继浙江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后，杭州、温州等地《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细则》陆续出台。但相较之前表现出来的殷切盼望，浙江民间金融人士集体“气馁”。

“我已经不准备申报了！”7月21日，曾经建言温州政府支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健，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已放弃申报。

同样放弃申报的还有浙江银恒担保有限公式董事长叶瑞盛。7月25日，他不无沮丧地告诉《浙商》记者：“有消息称，杭州市下城区的名额已经提前确定了。”

“门槛过高”是黄伟健和叶瑞盛选择“放弃”的原因。《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应该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而从杭州各区的申报情况来看，担保、典当公司也集体缺阵。

主发起人必须是“骨干、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这一高“门槛”是直接让两地从事担保、典当为主的民间金融人士集体缺阵“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原因。围绕这一现实，他们发出了质疑声：“门槛”如此之高，“小额贷款公司”能否达到收编民间资金、规范民间借贷的初衷

无奈的民间声音

之前，人们预料以担保、典当公司为代表的浙江民间借贷资金可能会成为此次申报的主角，但现在看来，他们普遍陷入了无奈。

“我们现在没有一点信心。”7月22日，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一间茶吧向《浙商》记者大倒苦水。中央有关部门出台《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后，方培林一度欣喜万分。

如今，方培林的兴奋之情全无。

“骨干民营企业这一点，把担保、典当公司全部挡在门外了。”但方培林并没有选择放弃，他正与温州几家“骨干”民营企业合力申报，“力求进场”。

“‘牌照’总共才16家，僧多粥少。我们协会将出面组织会员申报，已确定一家‘骨干’民营企业作为主发起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和他的30余家会员企业也选择“留下”。

叶瑞盛也在做最后的“挣扎”。据称，包括银恒担保在内的数家杭州担保公司已经通过杭州市担保协会向杭州市金融办递交了报告，陈述担保公司不能缺阵的理由，并建议由担保协会提交候选名单。

“嘉兴全市最多才12家，那海盐县只有2家。”听说试点名额后，海盐县方正拆迁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褚家宁皱起了眉。

只有绍兴申发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屠泳铨很有信心，他告诉《浙商》记者，申发担保已经作为主发起人在柯桥提出了申报。“我们拿下试点名额应该不成问题。”

竞争激烈：堪比公司上市

有资格做主发起人的“骨干”民营企业，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乐清的企业能不能到温州来申报”对于在何地申报，华通集团董事长李成文有些难以抉择。7月21日，他向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咨询具体细节。

“原则上可以，但是今后的业务范围只能限于温州。”联席会议工作人员的答复让李成文感觉“很没意思”。

“如果不能在乐清经营业务，华通集团就算在温州拿到‘壳’，也没有多大意义。”周德文直言，“到其他县市申报，成功率相对高一些。”而推动华通集团“出走”的原因是，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企业也相继介入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申报。

如果按照“民营骨干企业”这一“门槛”，在龙湾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翁先生也是没有办法获得进场机会的。

“龙湾采取的也是1+1，报名的都已经有11家了，大都是当地的纳税10强企业，试点不要集体企业，不要房地产公司，不要担保、典当公司，外资公司也不行。”翁先生后来与另外三家企业联合申报，一家从事铜材生产的大型民营企业作为主发起人。

据报道，杭州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政策做了细化，“原先的担保公司和典当公司不得申请转为小额贷款公司。”其中杭州市余杭区已提出申请且符合相关要求的企业已近20家。根据“1+1”原则，竞争比例高达10：1。而业界也传出佑康集团已经在杭州获得“准生证”的消息。

“‘政治’攀比色彩太浓了，似乎不申报就不是‘骨干’民营企业似的。竞争激烈，堪比上市。”周德文感慨道。

拥有一家金融机构是让参与者“心猿意马”的主要原因。浙江省政府明确提出，信誉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相较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只贷不存”，村镇银行“可贷亦可存”。

“主要还是利益驱动，能成为主发起人就意味着将来能够取得‘牌照’，而且能拿到第一批‘牌照’显然弥足珍贵。”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金融科科长阮火根表示。

能否规范民间借贷

“小额贷款公司”受到民间金融人士的一致期待，无疑与其可能带来的“民间借贷”合法化相关。但如今，一些从事民间借贷的人开始发出了质疑：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达到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吗

在方培林看来，“甚至获得审批的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其盈利能力也值得怀疑。”

“资本金高，成本就高，利率也会攀高。”方培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需求者可能不会去找小额贷款公司。

“现在银行1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是7.47%，我们撮合的贷款利率基本在10%左右，如果仅从这方面看的话，小额贷款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大。当然，拿到了名额可以先人一步，就有先发优势了。”褚家宁介绍道。

“我们的生意之所以火爆，与高得咋舌的贷款利息有关。”一家从事民间资金地下借贷的冯姓人士并不讳言，要让这些资金向小额贷款公司聚拢，没有足够高的利息，是没有吸引力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在5分左右，甚至6分”。

据周德文透露，小额贷款的贷款利率是受到限制的。 “这也会使小额贷款对民间资金的吸引力降低。”其次，小额贷款“门槛”较高：2亿元上限，最多50个股东，而地下钱庄则没有这一系列条件的限制，这也会使小额贷款对地下钱庄的吸引力降低。

“门槛”高低之辩

“我在困惑之余，也有好多问号。”首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阿信表示，“高门槛”是否有必要这些“骨干”民营企业的资金能代表民间资金吗

“地方上把‘门槛’拔高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温州的实施意见出台后，方培林曾在媒体上就“门槛高低”问题与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有过虽未见面但“针锋相对”的辩论。

“温州不会大规模放开小额贷款公司。”张震宇表示，如果大规模放开，又会回到上世纪90年代那种清理整顿基金会的状况。目前温州计划一个县先做一家试试看，三年内办个十来家。

但方培林认为，小额放贷公司应该放开，越多越好。在方看来，中央政策很明确，就是放开来让你们去大干。但地方政府摸不透、摸不准，担心像上世纪90年代农村基金会那样吃大亏。“实际上不一样，基金会有吸储功能，而小额贷款公司则没有，只有放贷功能。只有充分竞争，利率才能充分反映市场。”

“如果放开，有丰富民间资本又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的温州，我觉得成立1000家小额贷款公司都不嫌多。”周德文认为，应该“乡乡镇镇都要有”，从而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中小企业的社会化体系。“只有合法竞争才能降低利率。”

温州金融办2007年的数据显示，当年温州流动性资本超过3000亿元，每年约以14%的速度递增。按温州现有16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算，确实是供不应求。

然而，对民间金融人士的这种声音，有关部门却另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选择了回避，他表示，如果要了解政策制订，还是直接到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去了解。

温州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官员也表示：“温州的民资一向充沛，如果不提高‘门槛’，肯定摆不平，企业热情太高，符合条件的也很多，总不能最后弄到抽签的地步。”在他看来，通过提高‘门槛’的方式来调节更好。

“准入‘门槛’提得很高，是防范风险的第一个手段，资金来源多样性，使小额贷款公司运作过程中来自股东的监管力度会很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表示，小额贷款公司运作起来后，真正的风险在于“阴阳合同”的出现，也即书面上是一个利率，暗地里真实执行的却又是另一个非常高的利率，他强调这一点应切实防范。

让政府层面担心的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如何把握经营风险。按照目前申办的情况来看，提出申请的大多为没有贷款经历的实业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小额贷款公司还是应该由有贷款经验的人来经营，“最好是有银行工作经历的人来做。”阮火根表示。但由于尚处于起步试点阶段，政策等方面尚不明朗，小额贷款公司如何吸引银行从业人员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