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文化形态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三是“抓民生需要抓文化”。文化，是精神层面的人民生计。当前，我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7000美元大关，进入了文化消费的旺盛期，全社会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空前强烈。推进文化乐民，服务全体市民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成为我市民生工作的重要任务。四是“抓和谐需要抓文化”。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思想纽带。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期，公众心理落差有所扩大，部分人群的思想困惑和焦虑情绪显著增加，尤其需要发挥文化抚慰精神、舒缓压力、温润心灵、涵养人生的特殊功能。五是“抓城建需要抓文化”。文化，是一座城市活的灵魂。成都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底蕴深厚、魅力独具的历史文脉。这是成都城市建设的宝贵资源，也是展现成都特色的最好名片。我们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既需要良好的生态，也需要特色的文态。

明确奋斗目标，抓好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加强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成为“中西部最具影响力、全国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文化之都”。围绕这个目标，这次全会《意见》明确了我市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

第一，继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典范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成都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既应当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标杆，更应当成为高举主流文化旗帜、弘扬核心价值体系的典范。一要加强理论武装。组织好形式多样的理论宣讲活动，深入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推进理论进教材、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教育群众，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二要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用“八荣八耻”引领城市风尚，大力开展“做文明有礼的成都人”等主题活动，着重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提升全体市民的文明素质。三要培育新时期城市精神。深入挖掘统筹城乡实践和抗震救灾斗争的精神内涵，着力弘扬敢闯敢试的开拓精神和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营造“感恩奋进”的文化氛围，丰富和发展“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四要形成文明创建长效机制。坚持以测促创，全面开展文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行业创建，推动文明城市建设规范化、常态化。

第二，加快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统筹城乡文化事业发展也要走在全国前列。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和服务体系，让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一要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按照提升和完善“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要求，继续抓好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广播影视设施建设等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让城乡群众能够就近就便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要加快推进成都博物馆、成都大剧院等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充分体现巴蜀魅力、成都元素的文化地标。二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规范化。按照“全域成都”的理念，有序扩大公共文化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免费开放的服务范围，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向基层延伸，努力实现全覆盖、无空白。要抓紧规范公共文化设施运行机制，创新服务方式，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措施激励市场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三要推进公共文化活动常态化。深入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艺术进家庭”等文化惠民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文化志愿者、基层文化骨干为群众文化团队提供业务指导，既要送文化，更要“种”文化，提升城乡群众文化素养。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要加强金沙文化、三国文化、道教文化、川西民俗文化和川菜美食文化等优秀历史文化的研究传承，把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城市建设要坚持“有机更新”的理念，避免大拆大建，注重保护城市的“文化基因”，承接和利用好绵延千年的历史文脉，让成都的历史和文化更多地以实体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大力实施文化产业跨越工程，建设全省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成都作为全省文化资源的富集区，理当成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龙头。要把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作为加快转变成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培育市域经济新的支柱性产业。一要形成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空间布局。坚持走集中集约集群的文化发展路子，吸引文化要素、文化企业向园区集中，加快把成都东村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增长极，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文化产业集中区和现代文化产业园区，构建起“一极七区多园”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二要优化文化产业“特色发展”的行业结构。要立足成都的文化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着力抓好锦里拓展区、东区音乐公园、动漫游戏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着力发展传媒、动漫等七大重点行业，加快构建起特色鲜明、门类齐全、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文化行业结构。三要培育文化产业“规模发展”的市场主体。坚持“大集团带大产业”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旗舰”，扶持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文旅集团等一批大集团大企业做强做优。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引导和发挥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使民营文化企业成为繁荣文化市场的生力军。四要强化文化产业“高端发展”的科技支撑。敏锐把握文化科技化的重大趋势，运用现代科技包装、改造、提升文化生产流程和产品形态，为文化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特别是要加快推进蜀绣、蜀锦、川菜等传统文化资源的科技化改造和产业化开发，让其焕发新的发展活力。要按照产业经济规律发展我市文化产业，切实发挥全省文化产业发展排头兵、增长极和辐射源的作用。

第四，切实加强文化创作生产引导，建设优秀文化作品高产区。为成都市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是我们应当肩负的发展职责，也是成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鲜明标志。一要推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精品力作。一首好的歌曲、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可能影响一个时代、唱响一座城市。要用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优势，立足体现“成都表达”和“表达成都”，推出更多突出成都特色、具有传世价值的优秀文艺作品。二要培育展现巴蜀文化风韵的特色文化品牌。精心办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成都道教文化节、成都双年展等文化节会。努力打造叫好叫座、长演不衰的大型演出，弘扬地方传统戏曲。三要大力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内容和阵地建设，着力增强我市网络文化原创能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的网络传播。要加强网络舆情监管，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着力营造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四要加强主流主题宣传工作。完善全市中心工作和重大主题宣传的策划联动机制，进一步办好党报党刊，抓好“成都发布”和“微成都”微博建设，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第五，积极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建设文化改革开放先行区。要着力破除制约我市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制度障碍，大力兴起全员全方位全领域文化体制改革的热潮。一要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按照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理顺我市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逐步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二要继续深化国有文化单位体制改革。按照中央和省委确定的改革“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抓紧推进市属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切实抓好电影、出版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力争早日完成试点城市改革任务。三要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各种形式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构建贯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提高我市文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四要创新文化对外传播机制。广泛拓展对外宣传平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城市营销活动，加大成都文化品牌推广力度，不断提升本土文化影响力。

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推动成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合力。

这次市委全会，鲜明确立了我市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全面部署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当前的紧要工作，就是要凝聚各方力量，切实抓好落实。一要强化领导责任。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党委、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评体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一起部署、协调推进。二要强化政策保障。文化建设是“软实力”建设，但越是“软实力”建设越需要“硬政策”来保障。要加大文化投入力度，确保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财政、规划、国土、税收等相关部门要拿出实际举措，形成支持文化发展繁荣的政策体系。三要强化社会参与。我们抓文化建设，不仅要用好成都本级的文化资源，而且要利用好省会城市和西部龙头城市的优势，吸引中央和省级文化资源向成都倾斜；不仅要依靠政府力量，而且要发动社会力量，努力吸引各个区域、各种所有制的文化生产要素聚集成都。四要强化人才支撑。要完善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的激励机制，抓好高端文化人才建设，培养扎根基层的文化骨干力量，造就一支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踏实肯干的文化人才队伍。

二、关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一个地方的工作全局中居于龙头地位，起着核心作用，发挥主导功能。我们要继续发展好成都新局面，要为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打牢经济基础，第一要务就是要抓好成都的经济发展。一个城市的发展道路漫长的，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当前，成都发展的航船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关键处，来到了一个必须登高望远、扬帆快航的重要航程中。成都发展的“接力赛”，在我们这一棒能不能跑出好成绩，既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更取决于我们“怎么干”。

认清成都发展方位，增强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自觉性当前，多种机遇汇集、多重任务叠加、多元挑战并存，是成都发展面临的现实方位。机遇喜人，任务逼人，挑战催人。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成都作为省会城市落实全省工作总体取向的自觉要求。

第一，多种机遇汇集，成都拥有能够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当前，国际、国内、省内多个层面的一系列重大机遇聚焦成都、惠及成都。这些机遇前所未有，也稍纵即逝，抓住了、用好了，就能形成助推成都发展的共振效应。

一是从世界范围看，我们正迎来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革命浪潮，面临产业转移和技术变革的重大机遇。纵观全球经济的发展规律，总是呈现出衰退与复兴交替的鲜明特征，大衰退之后必然伴随着大繁荣。历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都在3到4年左右，而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虽然危机的前景尚不明朗，不排除有继续蔓延和恶化的可能，但终将走向复苏。这次危机的一个深远后果，就是正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布局的加速调整，并孕育着新技术革命的萌芽。这将开启新一轮世界性大城市兴衰消长、新旧更替的变化格局。同一场危机，对不同城市命运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对成都这样相对后发的城市而言，这次危机其实是“机”大于“危”，既为我们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超常规发展创造了机遇，又为我们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和新兴产业领域与世界发达城市同起点竞争提供了可能。我们应当为正在兴起的技术革命浪潮和必将到来的世界经济繁荣周期，提前布局、做好准备。

二是从全国层面看，我们正处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转型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关头，面临西部大开发和稳增长措施的重大机遇。当前，伴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发展已摆上了国家区域发展的优先位置。特别是以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由过去的“向东向南沿海开放”转为“向东向南沿海开放和向西内陆开放并重”的态势。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摆位将更加重要。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在这个月初出现近两年以来的首次下调，释放出了宏观政策微调的信号。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鲜明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明确要求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稳增长”被摆在了第一位。这意味着，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性不大，稳增长措施将陆续出台，政策环境总体趋于有利。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个时机，大力推动成都新一轮发展，用强有力的“促发展”来落实中央“稳增长”的要求。

三是从全省角度看，我们正受益于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宏伟实践，面临交通区位优化和天府新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当前，四川经济发展已步入高位求进的上升周期，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主体骨架正在加快奠定。特别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着力突出成都的主枢纽地位，大大拉近了成都融入世界的时空距离，显著提升了成都的区位优势和辐射能力。同时，省委省政府强力推进的天府新区建设，更是给了成都一个平地立城的历史机遇，对于拓展城市空间容量、做大经济量能体积，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

第二，多重任务叠加，成都处在需要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爬坡阶段。当前，成都发展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也必须看到，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远进程看，成都发展仍处在极其关键的攀升期，还有很多艰巨任务需要完成。

一是从工业化进程看，成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型的过渡期，工业还比较薄弱。去年，成都一二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1%、44.7%和50.2%，单纯观察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符合工业化后期特征的“倒金字塔”形态。但如果纵向观察成都工业化的全部进程，我们会发现一个缺失的环节，那就是“成都还未经历工业化的充分发育阶段”。第二产业占比是否突破过50%，往往是评判一个城市工业化是否充分发育的重要标志。工业化进程非常典型的上海，第二产业占比最高就达到过７７％的峰值。但成都工业从“一五”直到“十一五”，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达到过48%，从未突破过50%这个“分水岭”。从横向比较看，更加印证了这一判断。去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0位，不仅排在经济总量高于我们的城市后面，也排在沈阳、大连、宁波、南京这些经济总量不及我们的城市后面。因此，我市产业结构之所以呈现“倒金字塔”形态，并不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得很充分，恰恰是因为第二产业发展得还不够。我们还不能跳过工业化中后期这个发展阶段，必须抓紧补好工业充分发育、高端发展这一课。

二是从城市化进程看，成都仍处在城市化中期向后期演变的加速期，城市配套功能还不够协调。当前，我市综合城镇化率为57.5%，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但快速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却有所显现，城市配套功能还不完善。从主城区看，“单中心聚集”的城市架构仍未改变，人口高密承载、空间饱和开发的特征比较突出，个别领域露出了“大城市病”的端倪。就从交通来看，主城区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4.8公里，还低于国家规范标准，而市域快速通道体系也尚未形成，轨道交通才刚刚起步。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看，也存在着基础设施不配套、公共服务未跟上等一系列问题。推进城市化提速升级，还任重道远。

三是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看，成都仍处于“先发圈层”带动“后发圈层”的起步期，圈层发展还很不均衡。当前，成都市域经济的内部落差还很大，先发圈层与后发圈层的发展水平比较悬殊，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有待提高。三大圈层的经济规模，呈现出3：2：1的倍差关系。一圈层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市的50%，而三圈层的经济总量却不到全市的17%；去年一圈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6万元，而三圈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刚达到2万元。成都的主体城区集中在一圈层，农村地区又主要分布在三圈层。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也集中体现为圈层发展的不均衡。推动圈层融合，是成都弥补经济发展内生差距的必然之举。四是从国际化进程看，成都仍处于国际化的初始期，国际化水平还较为滞后。国际化，是城市化的最高形态。我们要建设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特别需要加强的就是“充分国际化”。国际化水平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经济外向度低。我市经济外向度只有30%，参与全球生产链条和国际经济合作还很不充分。成都既未成为国际性的交通节点，也未成为世界性的商务活动目的地。去年境外来蓉人员为52万人次，外籍常住人员不到全市常住人口的万分之七。可以说，成都作为区域性城市的地位仍未改变，实现“充分国际化”的目标还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第三，多元挑战并存，成都必须突破制约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境况。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的要素挑战、发展方式转型的内部挑战、同类城市竞相发展的外部挑战，集中考验着成都。要应对这些发展中出现的挑战，只能依靠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是从发展支撑看，我们必须应对人口老化、资源短缺和生态赤字的挑战，力争突破要素制约的瓶颈。人口、资源、环境，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但人口老化、资源短缺、生态赤字，也是当前成都的基本市情。在人口要素方面，成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3个百分点。按当前速度测算，人口机会窗口最多还能开放十几年到二十年，支撑城市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耗竭，人口大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弱化。在资源要素方面，成都可利用的地理空间极其有限，能源自给水平相对偏低。作为国家基本农田重点保护区，我市建设用地受到耕地红线的制约很大，到2020年前不含天府新区还有45万亩建设用地可供使用。不仅如此，我市还是严重缺水城市，电、气供应更是基本依靠外调。在环境要素方面，成都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是“严重生态赤字区”。全市水环境监测断面70%以上存在污染，城区空气质量还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总的来讲，当前成都的发展，面临着时间有限的人口机会窗口、相对紧张的资源瓶颈约束和极其狭小的环境承载容量，留给我们从容发展的有利时机和空间容量并不多。

二是从发展方式看，我们必须应对投资效应外溢、科技成果转移和富民能力不强的挑战，力争取得经济转型的成功。近年来，成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未完全摆脱传统发展模式，“投资拉动型”的增长特征还比较典型。新世纪以来，我市总投资率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由2000年的48.0%上升到2010年的68.1%，但投资效益系数却从28.4%